Chapter 2(2/2)

不难想象军为什么看上安德烈,一个服役超过五年的皇家工程兵,德语足够好,可以应付这个被击败的敌国首都。他平日被关在空军基地里,偶尔在上级军官监督到市区里架设电线。因为反复被门借走当翻译,军官们决定让他留在那里。安德烈很快当起了信差,脱掉军队制服,换上旧衬衫和不合,打扮得像个柏林人,在这座被炮火夷平的城市里钻来钻去。

1950年1月20日,波兰飞行员返回华沙,再也联系不上。安德烈预定1月31日正式退役,本不该继续留在德国,但行动霍恩斯比扫开了官僚主义的障碍,把他留在了柏林,放手让他捕捉新的羊群。安德烈在柏林过了二十八岁生日,礼是微薄的月薪,还有大使馆里的一份新档案,职务是“电工”,当时在柏林的报官全都挂着虚假的职位,秘书,翻译,记者,英文教师。毕竟,雇佣他们的军在官方文件上也并不存在。

“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事吗?多不起都可以。”

1949年底,他有了自己的第一个线人,是个在地酒吧认识的波兰飞行员,两个弟弟都死在了卡廷森林,需要为心里针对俄罗斯的仇恨找一个。他仔细向安德烈解释苏联战机的编队和呼号,定期送来中队调动安排,手写的,整齐又详细。安德烈这时候才开始学外勤该有的“技艺”,怎样在通讯被监听的和线人沟通,怎样使用死信箱,怎样藏匿缩微胶片,诸如此类。他和波兰人选定苏联占领区里的一座穹坍塌的教堂,里面散落着布满弹孔的大石砖和烧焦的木。波兰飞行员会把卷起的纸条石板的隙里,那块石板上压着倒塌的,看似无法移动,实际上靠近左角的地方有一足以伸半只手掌的隙。安德烈拿走纸条,留钞票,元,不是德国克。

安德烈刚来柏林的时候,这地方是个废墟,各意义上都是。战前建立的报网已经不存在,线人死亡一大半,剩的行踪不明。军了奥林匹克育馆,中局悄悄占据了弗街的一栋红砖建筑。而克格——当时还叫——早就在卡尔斯霍特安营扎寨。英国人还在慢吞吞地修复碎裂的窗和被弹片击穿的屋,克格已经耐心地织好了庞大的报蛛网。

“谢谢你,君特。”

“也没有名字吗?”

或者三十五岁,比我年轻,德国人,不过是莫斯科直接指派的,他自己不久前刚从莫斯科回国,‘在那边读书’,听说是这样。像个幽灵,至今还没人和他说过话,办公室总是关着门。他的命令都是夜发的,让我们去这个或那个地方逮捕‘帝国主义间谍’,十次里有九次能抓到。我绝对不相信他能从锁着的房间里推测这一切,我认为他在你们或者国人‘家里’招揽了地鼠,而且职位不低。”

君特皱起眉,思索了一会,摇摇

公平而论,五十年代不是军状态最好的时候。战争刚刚结束,敦虚弱又吝啬,每个便士都要拿去生锈的财政齿,喂养间谍费不菲,战时英雄们也厌倦了这见不得光的游戏,要不就去更面的门另谋就,要不就回到乡间大宅一心一意养。总的气氛就像散场之后的剧院后台,音乐停了,大家都在收拾私人品,撤,关灯。

可是铁幕的响曲还在继续,每分钟都变得更响亮,大号和定音鼓是红军,小提琴和钢琴敲克格的主题旋律。国人也登场了,只带了吉他,格格不,还比任何人都吵闹。舞台中央再也没有英国的位置,可怜的岛屿被挤到边缘,时不时敲一三角铁。法国甚至不在舞台上,乐在聚光灯外大声抱怨,也许有人听,也许没有。

德国人,没有别就走了。报纸留在椅上,页边还有手指摸来的汗渍。安德烈一动不动地坐在原,双手放在大上,直腰,注视着河报网坍塌起来就像骨牌,一小块倒就能引发连锁反应。君特是他在斯塔西里面的最后一双睛,尽不在位,但在预警突击搜查的时候很有用。谁是这个夜里开枪的不速之客?害他的羊群四散奔逃。“赫尔曼先生”?莫斯科直接指派?没人见过,像个幽灵?

——

“他让别人叫他‘赫尔曼先生’,应该不是真名。”

这里面,不可避免地,现了一个例外。

河对岸的母亲折返了,走得比刚才匆忙,安德烈思忖她是哪一方的线,谁说得清楚呢?柏林到都是窥视的睛。他起离开,边走边小声哼唱《空中骑士》(*注01),手指在上打节拍。他焦虑的时候总是这样。

报官都喜宣称自己怎样的人都能对付,一个特定的报官似乎总是倾向于招来某特定格的人。有人擅编织云朵,所以总是引来理想主义者;另一些人善于火星,于是更受到行动家的信任。有人偏好羞涩的学者,有人专门拉拢手和码工人。安德烈喜把敌人拉怀里:斯塔西、苏联军事报局、红军柏林指挥级军官,所有那些傲的,沉默的,狡诈的,警惕的,和他一样玩这个游戏的。他哼着歌慢慢接近,邀请他们舞,悄声细语安抚他们,用柔的绳索住他们的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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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这个比喻说去,柏林应该是什么?柏林是舞台本,所有灯光都打在上面,太多灯光了,观众甚至看不清乐队,乐队也看不清对方,尽他们都努力眯着窥视对面的乐谱。我们总是怀疑对面偷偷运来了新的布景,但又不能确定,只好在幕后悄悄打探,同时极力否认自己在偷窥。打架是不可避免的,偶尔打到台前,观众也许会鼓掌,也许大声喝倒彩,双方都练了厚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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